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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是年鑒事業發展的戰略性選擇

        點擊數:217812015-12-18 00:00:00 來源: 年鑒網

         

          創新是年鑒事業發展的戰略性選擇

        ——第十四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暨中國年鑒學會組織建立30周年座談會主旨發言

        中國版協年鑒工作委員會主任  許家康

        20151022日)

         

        201591617日,年鑒工委會在貴陽舉行第二十五次全國城市年鑒研討會。會議安排黃玲同志作“互聯網+——新常態下的城市年鑒轉型與創新”的主題報告,安排我作“論年鑒編纂出版轉型”的主旨發言。200多名與會代表圍繞“新常態下,城市年鑒的轉型與創新”主題展開討論和交流,會議氣氛十分熱烈。有代表評論說,這次會議在中國年鑒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個評價是否恰當,我不敢肯定,因為需要由時間來檢驗。但與會同仁對新形勢下年鑒迫切需要轉型、需要創新的高度認同,則是沒有疑問的。

        一、年鑒事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性、緊迫性

        當前年鑒事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性、緊迫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實現省市縣三級綜合年鑒全覆蓋,迫切需要創新 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的《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輪修志規劃任務,實現省、市、縣三級綜合年鑒全覆蓋?!辈⑶乙?,“做到地方綜合年鑒由地方志工作機構組織編纂,一年一鑒,公開出版?!边@個“規劃綱要”的公布實施,為地方綜合年鑒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據國家圖書館典藏閱覽部張麗麗同志整理的年鑒總書目,至2013年底,我國累計出版各級各類年鑒6200多種,其中地方綜合年鑒1883種(地方志機構組織編纂1700余種)??鄢呀浲?筒荒茏龅揭荒暌豢?、公開出版的,全國在版年鑒總數約4000種,其中地方綜合年鑒1300多種(省級30多種,市級300多種,縣級900多種),約占全國省、市、縣三級行政區域總數的40%。

        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地方綜合年鑒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至今只覆蓋全國約40%的行政區域,今后五年要覆蓋其余60%的地區,難度可想而知。其一,難在西部。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欠發達,財力偏緊,雖然也有編纂年鑒的積極性,但難以做到逐年編纂、公開出版。西部12個省份累計編纂地方綜合年鑒725種,覆蓋率并不比中東部地區低;但能夠做到一年一鑒、公開出版的只有300多種,覆蓋率低于中東部地區約20個百分點。其二,難在縣級。能夠做到逐年編纂、公開出版的900多種縣級綜合年鑒,只占全國2854個縣級行政區域的32%。五年之內,爭取其余68%2000個縣級行政區域創辦年鑒,并做到一年一鑒、公開出版,絕非易事。其三,難在人才。從全國來看,修志人才青黃不接、辦鑒人才緊缺是普遍現象。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和相當多的縣級行政區域,修志機構不健全,隊伍萎縮,人員老化,素質不高,全面完成第二輪修志任務尚感吃力,再承擔如此浩大的辦鑒工程,實在是難負之重。由此可見,五年之內實現省、市、縣三級綜合年鑒全覆蓋,既是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是嚴峻的挑戰。迫切需要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加強領導、加大支持力度,各級地方志機構和相關部門全力以赴、攻堅克難,更需要努力創新,才能達到“規劃綱要”確定的宏偉目標。

        為了克難攻堅,全面達到“規劃綱要”提出的發展目標,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五條對策建議:一是將地方綜合年鑒編纂真正納入地方志機構及相關部門的工作任務,地方志機構要一手抓修志,一手抓地方綜合年鑒。二是加大對西部地區、貧困地區、民族地區志鑒工作的扶持力度,建立省、市年鑒編纂機構幫扶、指導縣級年鑒的工作機制。三是加強年鑒人才隊伍建設,加大對年鑒編輯骨干尤其是市、縣年鑒骨干編輯的培訓力度。四是善于利用社會力量、社會資源辦年鑒,嘗試通過招投標、以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辦年鑒;在堅持政府主管、地方志機構主辦的前提下,實行地方綜合年鑒承辦、承編主體多元化。五是落實“互聯網+”國家戰略,創新年鑒編纂出版方式?;ヂ摼W+年鑒,就是網絡版在線年鑒。網絡年鑒相對于傳統書本型年鑒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在網絡時代,年鑒由傳統出版轉向數字出版、網絡出版是大勢所趨。地方綜合年鑒空白的地區,不一定要走以傳統方式編纂出版年鑒的老路,可考慮直接推出網絡年鑒,走投入少、見效快、影響大、可持續的辦鑒新路,實現年鑒事業的跨越式發展。上述對策建議中的第二條、第四條是體制機制創新,第五條是編纂出版方式創新。沒有這一系列創新舉措,要在短期內實現省、市、縣三級綜合年鑒全覆蓋,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句漂亮的空話。

        (二)年鑒事業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迫切需要創新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們國家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工業總產值大大超過美國,穩居世界第一位,投資遍及五大洲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利益遍及全世界。隨著國力的增強,各行各業都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并與世界相交融,“走出去”開始成為國家戰略。年鑒事業要不要為這一國家戰略服務?我想大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企業走出去,產品走出去,資本走出去,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各行各業走出去,都需要年鑒跟進,年鑒也應該跟進。而要跟進,靠現有年鑒是靠不住的,必須通過年鑒品種、品系創新,創辦至少兩三百種世界性、國際性年鑒和外國國別年鑒、專業年鑒,才能基本滿足各行各業“走出去”的需要。

        2004年,當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10國共同決定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并將中國—東盟博覽會落戶廣西南寧的時候,我和廣西年鑒社、廣西社會科學院的同事們立即跟進,在南寧創辦《中國—東盟年鑒》。我們先是集資創辦,辦成之后兩三年,地方財政狀況好轉,才申請財政支持。這部年鑒通過全面收錄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基本情況、基本資料,忠實記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如實反映中國—東盟博覽會和商務與投資峰會的盛況,為國家的外交戰略和“走出去”戰略服務,社會各界反映良好。遺憾的是,在此前后出版的同類年鑒并不多。直至目前,國內正常出版的世界性年鑒還只有《世界經濟年鑒》《世界軍事年鑒》《世界炮兵年鑒》《世界艦船年鑒》《世界石油年鑒》等少數幾種,國際性年鑒只有《國際形勢年鑒》《國際統計年鑒》《亞洲年鑒》《東南亞年鑒》等七八種,國別年鑒只有《美國年鑒》《埃及年鑒》兩種,外國專業年鑒也只有《英國設計年鑒》《日本工商年鑒》《奧地利對華經濟年鑒》等少數幾種。不論是世界性年鑒、國際性年鑒,還是外國國別年鑒、專業年鑒都還沒有形成系列、形成規模,尚有大片空白。這與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以及遍及全球的經濟利益極不相稱。迅速崛起、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國,需要有世界眼光,需要有全球戰略;國內的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金融家、教育家、體育家、藝術家、出版家等也都需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為了幫助國人更多地、更好地了解世界,培養世界眼光,為了方便國人比較準確地把握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更好、更有效地“走出去”,應當盡快填補上述年鑒品種、品系的空白。對于某些與中國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國家聯盟(如歐盟、非盟)、國際區域(如中東、東南亞、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即TPP),對于中國的重要戰略伙伴國、貿易伙伴國和一些重要的鄰國(如日本、韓國、印度、俄羅斯、巴基斯坦等),以及中國牽頭或積極參與的國際合作組織、合作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五國、亞投行等),應當盡快推出由中國人自己主編的年鑒。有條件的會員單位尤其中央級年鑒的會員單位,應該與業外相關人士共同擔負起上述年鑒品種、品系創新的重大責任。有興趣、有激情、有能耐的年鑒工作者也可以聯合知識界的同仁,開設工作室,創辦一些市場急需的國際性年鑒。2013年,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并獲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廣泛響應。年鑒同仁和有志于年鑒事業的社會各界人士,應當及時跟進國家的這一重大發展戰略,創辦諸如《絲綢之路經濟帶年鑒》《21世紀海上絲路建設年鑒》,以及“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重要地區、重要國際市場年鑒等一批年鑒,為“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年鑒界應有的貢獻。

        (三)打造過得硬的年鑒品牌,也離不開創新 目前,我國年鑒出版規模大,但大而不強;年鑒發展很快,但快而不優。不強不優的標志是沒有過得硬的年鑒品牌,缺少能夠與國外品牌年鑒相比肩的年鑒品種。國內能做到逐年編纂、公開出版的1300多種地方綜合年鑒,年發行總量只有300多萬冊;正常公開出版的六七百種全國性專業年鑒、行業年鑒、專題年鑒,年發行總量不足400萬冊;約2000種正常公開出版的其他各級各類年鑒,年發行總量也只有400萬冊左右。而美國《老農夫年鑒》一種年鑒四個版本(美國南方版、北方版、加拿大版、兒童版)的發行總量就有400萬冊。我國各級各類年鑒的出版現狀,有點像二三十年前的鄉鎮企業、五小工業,遍地開花,十分紅火,但結出的果子卻不是十分美好,甚至有點苦澀。當然,這其中也有歷史的必然,萬事萬物的成長總有一個過程。想當初,誰敢想像這些灰頭土臉、弱不禁風的鄉鎮企業、五小工業有一些會成長為參天大樹,能夠成批量地闖入當今“中國企業500強”。而進入2015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的中國企業達到106家,是10年前的近10倍。因此,以長遠的眼光看,我國年鑒事業的未來,一片光明。而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打造年鑒品牌的任務繁重而艱巨,市場的開拓尤為艱難。品牌年鑒生成的基本條件,一是較大的市場需求,二是較高的內容質量,三是靈活的體制機制,四是良好的法制環境。我國尚未產生響當當的年鑒品牌,主要原因是體制機制僵化,現有年鑒與市場不對路、不合拍,并非是上述條件完全不具備。而要打破體制機制的瓶頸制約,創造出與市場適銷對路的年鑒產品,除了創新,也是別無選擇。

        綜上所述,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年鑒事業無論是往下覆蓋、向外拓展,還是打造品牌、走向世界,都必須堅持創新,非創新不能有所成就。對于某個特定時期或某個層級、某個系列的年鑒來說,創新也許并不是太重要;但對于年鑒事業的長遠發展,對于年鑒事業的發展全局來講,創新卻是無可替代的戰略性選擇。

        有人說,年鑒不是“中國造”,而是“舶來品”,人家早已創新,我們免談創新。其實,正因為年鑒是“舶來品”,才需要創新。只有創新,年鑒才能更好地為中國人所接受,才有希望走向世界。舶來的東西不創新,中國高速鐵路成套設備能如此風光地走向世界嗎?1970年,我到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學開銑床。當時廠里有兩臺銑床,一臺是當年出廠的國產貨,另一臺是英國1938年生產的老舊銑床。但在實際操作中,師傅們總是喜舊厭新。因為不論是精度還是穩定性,國產新銑床都遠遠比不上英國的舊銑床。斗轉星移,四十五年過去,今天的英國政府和產業界正在以興奮而又平和的心態,引進中國的高鐵和核電技術設備,真讓人有一種彈指一揮間、世事已滄桑的感覺。而造成這一巨大變化的偉力,正是改革開放和創新。引進、消化、創新,是我們對待一切舶來品的科學態度,對年鑒也應當如此。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當今時代,年鑒界不創新,縱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也說不過去。小道理應當服從大道理。年鑒事業的未來發展需要創新,現有年鑒提高質量、辦出特色、辦出成效,也需要創新。我們應當繼續鼓勵創新、支持創新,以創新統攬年鑒事業發展全局,包括統領編纂規范化建設。

        二、創新與規范的關系

        200110月,在西安舉行的第十一次全國城市年鑒研討會上,我作了《地方年鑒創新的幾個問題》的主題報告,為年鑒創新點了一把火。從此以后,創新與規范的關系,就一直成為年鑒界熱議的話題。這當中,胡新力、唐建平、陽曉儒、蘇伯華等同志都曾經作過積極而有益的探索。我十分感謝他們在研究和探討中,對我關于年鑒創新的一些學術觀點提出質疑和批評,這對我深入研究和謹言慎行大有好處。孫關龍先生在上一屆全國年鑒學術年會的主題報告中,也就創新與規范的關系作過深入淺出的闡述。而我一直很少對此發表意見,今天看來無法回避。

        我認為,對于年鑒事業而言,創新是戰略,即決定年鑒事業發展全局的策略;規范是戰術,即解決年鑒編纂出版技術性問題的原則和方法。一般說,戰略決定戰術,有什么樣的戰略就會有什么樣的戰術,戰術服從戰略并為戰略服務。但在一定條件下,戰術也對戰略有反作用。所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細節決定成敗”,說明戰術原則、戰術動作并非無關重要、無關大局,戰術的失算也會導致戰略目標、戰略意圖無法實現或難以實現。這就是戰略戰術的辯證法。所有這些,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呢?

        第一,創新是年鑒事業的發展戰略,規范是年鑒事業的必要舉措。年鑒事業既需要創新,也需要規范,兩者雖有君臣之分,但實在是誰也離不開誰。

        第二,年鑒編纂規范化要服從、服務于年鑒事業創新發展大局,年鑒事業創新發展也要統籌兼顧年鑒編纂規范化,引領和促進年鑒規范化建設。

        第三,創新和規范要有機結合,靈活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寶,也是年鑒事業成功的關鍵。創新和規范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動年鑒事業快速健康發展。任何會員單位創新和規范的實踐,都需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對上述三點基本形成共識,那么,對年鑒創新問題就可以減少一些疑慮和誤解。例如,前幾年有人發表文章說,我們提倡年鑒創新是對尚丁先生過去倡導年鑒規范的“顛覆”,就是由于誤解而產生的一種憂慮情緒。捫心自問,我們有這么大的能耐嗎?肯定沒有!如果說真的顛覆了,那么一定是勢所必然,絕非一個人幾個人力所能及。其實,我們主張年鑒創新、推動年鑒創新,完全立足于年鑒事業發展全局,并非要求每一種年鑒都無條件地跟風跑,盲目創新。這里并非是放馬后炮。200110月我在西安為年鑒創新點了一把火之后,20028月在青海西寧第七次全國省級年鑒研討會的總結講話中,我就曾說過,“創新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不能操之過急。因此,創新不能刮風,任何年鑒也不要隨便跟風。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對于年鑒規范化的種種努力。2001年以來,我在各種類型的全國性年鑒研討會上作過17次主題報告、主旨發言,其中4次主要講創新,13次主要講規范;我在2006年出版的學術專著《年鑒編纂入門與創新》,內容分9章,其中3章探討創新,6章探討規范。研究會主辦的15期全國年鑒高級研討班,共安排55個專題講座,除了4個專題探討創新之外,其余51個專題全部講規范;研究會承辦的五年一度的全國年鑒編纂出版質量評比,既注重創新,更注重規范,規范性欠佳的年鑒不可能獲得大獎。由此可見,“顛覆”的說法,根據并不充分。實際上,對尚丁先生而言,也無所謂顛覆不顛覆。他在推動年鑒規范化建設的同時,也極力主張年鑒創新發展。2000年他在交班前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把年鑒定位于信息載體,年鑒事業是信息產業,這與我們年鑒事業的發展前途,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很大一部分年鑒,有強烈的地方志情結,那是向后看,對年鑒在創新、裂變中前進是很不利的?!?a name="_ftnref1">[1]尚丁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已是八十高齡。面對一位耄耋老人如此高遠的創新理念,我們至今還只能自嘆弗如。

        坦白地說,目前年鑒創新發展和規范化建設尚未取得有說服力的顯著成效,甚至還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體制機制因素導致的。對此,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文化體制改革和出版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當然,我們對年鑒創新和規范未能較好地做到“統籌兼顧”和“靈活運用”,也是不應諱言的一個因素。多年來,創新和規范我們是兩手抓了,但兩手都不夠硬;靈活運用、分類指導,也不夠深入、不夠具體。這是需要認真反省和進一步作出努力的。



        [1] 尚?。骸澳觇b與信息”,《年鑒信息與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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